原討論串如下，經政委建議，轉移到此貼上問題：https://goo.gl/oWtwj0
個人想法：
1.我不知道政委對「指揮」的定義是什麼。我講我對指揮聯想到的，至少要：(1)往下訂出推動的權責與分工、運作體系 (2) 制定原則 (3)賦予原則遵守的效力 (4)培訓推廣推動 (5) 有一定的檢核…等。
我想像的「指揮」是要透過往上(院長)、下(部會)、左右(平行政委等)，促成以上這些事情的產生。我不認為這是只用個案輔助可以達到的。
2.看完整串我想知道，開放資料在上述「指揮」定義到的這些事情：
(1) 實際權責到底在誰身上？(行政院層級)
(2) 政委的認知跟院內(院長、其他政委)的認知是否相同？
(3) 下面ET Blue的截圖，你說過你是建議性質，所以實際你到底擔負了什麼權責？你需要為哪些你進入政府後做的事情負起政治責任？如果開放資料做的不好可以究責你嗎？
(4) 如果發生，唐政委認為自己只是建議性質沒有權責，但其他政委或相關單位認為「唐政委才是有權責的人」，導致政策陷入三不管，你認為該怎麼辦？(從前面彭博士的留言，和我自己的觀察，的確有發生這樣的狀況)
(5) 以及如果只是建議性質，不對政策有實際權責，為什麼可以以數位政委的身分代表台灣去介紹台灣的開放政府，或在國內代表政府去各場合介紹開放政府相關政策。(至少我以前看這些演講簡報的時候，都會完全誤以為台灣開放政府的督導權責就是你，你是需要負起協助促成整體政策藍圖責任的人)
我真心想知道以上幾點。當然(2)可能不是我們能回答的，但依然好奇。
感謝佩琪協助綜整社群朋友的垂詢。
現在是紐約時間半夜三點，中午登機返台，周一到辦公室再詳細回覆。
(1) 開放資料實際權責到底在誰身上？(行政院層級)
行政院設有「開放資料諮詢小組」。在前一次的會議上，主持人是吳政忠老師。我雖然不是委員，但有列席。
不過，如果所謂的「實際權責」，是指誰說了算，即便政策目標違反相關單位的意願，或是超出當下部會的處理能量，那麼這樣的心理期待與指揮方式，恐怕就不是單一主持人所能承載，也很可能無法長久反覆的操作。
(2) 政委的認知跟院內(院長、其他政委)的認知是否相同？
我無法代替其他人回答，但是包括每周一的政務會議、每周四的行政院會，以及其他不定期召開的會議，都在制度上創造了許多我可以跟院長，或是其他政委進行直接、坦承溝通的機會。
(3) 實際你到底擔負了什麼權責？你需要為哪些你進入政府後做的事情負起政治責任？如果開放資料做的不好可以究責你嗎？
根據行政院的職掌分工，政務委員為行政院會議成員，並負責院長指派之政策（開放政府聯絡人、防救災資訊系統整合、菜價看板、問答集系統、電子競技）及法案審查（協助陳添枝老師審理《金融科技創新實驗條例》），以及聯繫協調各部會意見（青年諮詢委員會、社會企業聯繫會議）等事項。
所謂政治責任，就最廣義來說，擔任政委期間的一言一行，都要負起政治責任。至於究責，做為政務官，不論是為與不為，都可受公評。
只要符合實際情況與權責比例，任何的鼓勵或批評，我都虛心接受。
(4) 如果發生，唐政委認為自己只是建議性質沒有權責，但其他政委或相關單位認為「唐政委才是有權責的人」，導致政策陷入三不管，你認為該怎麼辦？(從前面彭博士的留言，和我自己的觀察，的確有發生這樣的狀況)
如有明確的案例，歡迎舉證。彭老師所舉的案例，也可在下次開放資料諮詢小組會議討論。
但這並不意味，該事項就一定會，或一定不會被重新分配給哪一位特定的政委進行督導。
(5) 如果不對政策有實際權責，為什麼可以以數位政委的身分，代表台灣去介紹台灣的開放政府，或在國內代表政府去各場合介紹開放政府相關政策？
同一份演講的簡報，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解讀。我尊重每一個人的感受，也歡迎提出更好的修正建議。事實上，演講內容裡也一直有反映社群提出的修正。
舉例來說，像「所謂開放資料連續兩年世界排名第一的量表，應該 take it with a grain of salt，它並不代表開放資料政策實際的影響力」，就是在國內外的演講都有反映的。
其次，演講題綱是由舉辦會議的朋友設定，也經常和與會者共同決定，並非由我單方設定，更從來未曾以置入性行銷的方式，為自己歌功頌德。
至於所謂代表政府、介紹台灣，不論是基於外交需要，或是為了增進公眾對政府施政目標的認識，我想這都是工作的一部分，但未來會盡量不提我個人，以介紹實際情況為主。
對私部門、第三部門來的，關於公民科技的邀約，目前個人已經盡量轉介給其他朋友，也將「開放政府」的詮釋權盡量交給各位實作者。
至於對公務同仁的培訓、連繫，還是會持續進行，這部份我認為仍然符合「公僕的公僕」的定位。
